月报君采访了这些作家
2022年，《小说月报》采访了杨知寒、智啊威、丁颜、阿乙、徐小雅、朱山坡、马亿、海勒根那、肖勤、余耕、和晓梅、杨小凡十二位作家。
凡达到毕业要求的应考者，应在自考办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办理毕业登记手续，并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毕业审核照相。考生(请到各区、市考办查询具体办理时间)回原报考点所在地自考办(招考办)办理。逾期办理的，推迟一届(半年)毕业。申请学位的条件？
Q
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杨知寒：前阵子写完一个短篇。这两年都在写短篇，想让自己更精进一点，虽然越多写，越会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问题，但是短篇小说对我有魔力，就像看电影，我也喜欢那种几段式的。短篇之魅，是在有限的篇幅里，编织一个可以供人遐想的氛围，狂飙突进，直取要害，又不那么简单，给阅读者带来更多自由，这也是写作者的快乐。自己的视野在逐渐打开，正在经历和经历过的生活，不再是写作素材唯一的来源。想象力素来是我的软肋，先前写作，太惯着自己，总找别的理由，让自己觉得不经历无以信。今年写过几篇，自身狭隘打开了些，变成认为有感受足以信。问题在自己能不能将信任打造出来。我挺感谢这个时代，常去想，陌生人的生活都能对我打开门窗，只要你愿意沉浸。人间酸甜苦辣何其多，同理心可以让我们隔空取暖。
智啊威：最近在写一个短篇《牧云》，这是一个很棒的素材，但我在哪办理毕业登记？了解过自考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自考分为大自考和小自考，小自考更快更简单，考试机会多，统考科目更少，适合想要快速提升学历又担心难度太高的同学。?01什么是小自考？小自考又称自考社会助学，由社会机构与高校合作办学通过面授、线上课程等多种形式，为自考考生创造学习条件，进行课程辅导和自学指导。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否有能力把它处理好。在这篇小说里，我同样探讨了“父亲”这个角色。“父亲”在我的小说里频繁出现，看似有一个实指，但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正如奥尔罕·帕慕克在《红发女人》这篇小说里问的那样：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一个父亲吗？还是当世界一团糟，灵魂萎缩的时候才需要？
阿乙：在写长篇小说《未婚妻》。写了两年多，已写到35万字，估计要写70万字。它是《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这些具有极高质量的作品对我这样的微小作者施加影响的结果。我已经没办法再用极简的方式、用讲好一个故事的心态去写小说了。读了它们，我就觉得重任在肩，要通过文字把自己与同龄人的精神世界显现出去。《未婚妻》写一个行动，主人公“我”因为对一个人一见钟情，开始朝她行动，朝婚姻行动。我把“我”的一点点的高尚、很多的势利与浮躁，都写了进去。日后有人想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我所处的时代，他在我的短篇集里找不到答案，但在《未婚妻》和《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样的长篇里，他能看到一些我们当前时代的真实的东西。
徐小雅：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叫《深海大饭店》。同题的小说我在2021年夏天曾经写过。我试图将其写成一个寓言式故事，但不太成功也并不满意，因此只留下了小说中“章鱼”的意象。之前，我写的大部分小说都与家庭生活相关：母女关系、父女关系。我希望通过《深海大饭店》做出一些新的改变，离开原来的题材舒适区。《深海大饭店》写两位女性对生活中某个影响自己很深的事件的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她们意识到自己都如同“章鱼”一样，是占据权力高位的掠夺者。这种“掠夺”不仅伤害了他人，也给自己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也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对话进行思考：当我们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力者，我们需要怎样才能避免内心原始的“征服欲”，从而获得内心真正的自由。
Q
在此之前已取得合格证书的考生，可以办理免考。03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免考（1）获得NCRE一级合格证书者，可以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计算机应用基础(10018)”或“计算机应用技术”(包括笔试(02316)和实践(02317))课程;您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杨知寒：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不同阶段的不理解。这事我会试着写下来。我不是很聪明的人，更无胆气和现实直接较量。但困惑常在，如何排除？写作是种好方式。写作让我发现，可以从中获益，积累人格的力量。对好些事情，在得不到答案时，也可以保持理解和思考。
智啊威：我之前写了好多年现代诗，某天在浏览新闻时突然意识到诗歌的局限性。我觉得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如此丰富、庞杂和吊诡的时代，如果我没去捕捉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感受和境况，是一种特别大的遗憾。有些素材不能入诗，但小说可以。于我而言，小说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想把当代生活撂进去，看一看自己能炼出什么样的丹。
丁颜：没有动力，只有灵感来源。我玩心比较大，没有坚持写作的韧性，这两三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痛苦了，写完这一篇，打死都不要再写了。但能一直写到现在，真的就是源源不断的灵感促发的。就像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坑，了解到它是古代的粮仓，瞬间就能定下一个题目《有粮之家》，会去不停地思考围着它生活的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朱山坡：我刚开始写诗，跟县里一群朋友组建了诗歌沙龙，经常一起“飚诗”，有时一个晚上能写好几首，发现写诗太容易了。既然都是文学创作，为什么不来点有难度的？于是我写起了小说，以此告诉朋友：除了写诗，我还会编造小说，希望你们也不要把才华的鸡蛋全放在诗歌的篮子里。还有一个原因，写诗已经不能满足我虚构生活的需要。我的现实生活太简单，太机械，太无趣，我不甘心。我通过想象和虚构，把生活变得丰富和不可捉摸，像小说那样。现实中没有的，我把它放毕业申请所有科目和论文都及格即可申请毕业，一般每年6月和12月可以申请毕业，具体要看当地考试院。毕业申报总体分为三个环节：①网上申请、缴费、②领取毕业生登记表、③现场审验。然后就是等待，审核顺利的话，半年后就能拿到毕业证啦~大家在选择专业时，切勿眼高手低，选择难度超出自己负荷的专业。在小说里，让朋友们把我的现实和虚构混淆，让他们猜哪些是真的，哪些子虚乌有。随着虚构的增加，故事越来越模糊和不可思议，我也获得了虚构的快感。虚构的灵感一开始来自童年和家乡，后来更多来自生活。但到头发现，小说家的想象力才是最可靠的。从想象中得到的东西往往比从现实中得来的更让我兴奋，也让小说更有魅力。
肖勤：我们生活中常常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特别会聊天，特别会讲故事，走到哪里都成为活跃气氛的核心，成为大家喜欢的那个人。少年时的我曾经是寡言少语的那一类，人群都笑翻了，我不笑，在一旁冷着个脸像是谁欠了我——我不喜欢那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尽管没有他或她，我也成不了人群的核心，但我就觉得人家是抢了我的风头——少年人的孤独和自卑莫过于此，来自自己的想象、设计虚构的敌人或友谊。因为孤僻，我开始躲到一边，想想讲述者的故事哪些是好的，哪些并不怎么样，然后自己在心里替他把故事改过来，哪怕他讲的是真人真事，我也会把它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这样的小小的隐匿的欢喜与自得，形成了我小说创作的动力和灵感，它来自孤独，启程于羡慕，抵达的则是内心放下后的安然。
余耕：写小说之前，我做了十年记者。做过记者的人都知道，没有写过被主编毙过的稿子就不算一个好记者。每回被主编毙稿的时候，我都萌生要写作小说的冲动。相对于新闻稿件，能够在一个作品里完整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件很奢侈也令我向往的事情。于是，在我记者生涯行将结束的前一年，便开始动手写我的处女作《德行》。至于写作灵感的获得，有很多不同的渠道或方式，一句地铁里听到的俚语、一个饭局上得到的段子、一次感动、一次淋雨……对于一个一心想写作的人来说，生活中随处可以产生灵感。
杨小凡：多是来源于生活的触动。有时一件事，有时一个人，有时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都可能是写作的一个燃点。这个燃点出现了，生活经历和思考随之被点燃，我开始虚构情节和人物，从生活经历中提取细节。有时灵感也来源于读书，在读书过程中，小说的种子会不知不觉萌动、发芽，慢慢地出土、生长。
Q
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杨知寒：我希望自己会造玩具。具体来说，想拥有木工技能、编织技能，希望造出一个让人看了就心怀平静的玩偶，这其实和写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只玩偶的塑料眼睛里，想让人看见沙漠和大海、原野和山川，看见黄昏时家家做着饭、烟火气的门。
肖勤：舌绽莲花，像周晓枫那种。
Q
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
杨知寒：有啊。我害怕调子高的声音，手机随时静音，虽然也会误事。喜欢单曲循环一首歌，固定一种氛围。喜欢猫儿在我脚边绕（笑），喜欢安静，有杯好水可以喝。
徐小雅：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手写小说，手写完成之后再录入电脑。这样我就可以在录入电脑的过程中再进行修改，但这个方法很费时也很耗精力，我没有坚持下来。现在我已经习惯了用手机备忘录进行写作。有灵感时我会记在手机备忘录上，也会在备忘录上直接写小说。这样写有几个好处：首先我的手机备忘录和电脑是同步的，在备忘录上写下的所有内容在电脑上都可以直接看到；其次因为手机备忘录具有朗读功能，我会在书写的过程中利用朗读功能来斟酌小说中的字词句之间是否和谐。我很注重字句之间的“音”的和谐，这种和谐是小说语言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朱山坡：过去我对写作的环境不挑剔，后来形成了习惯，便有所要求了。我喜欢在工作单位的办公室创作，可能跟我长期的工作习惯有关系。在省文联上班时，晚上打球结束，洗澡后跑到办公室，泡好茶，便开始写作。晚上十点左右到，十二点左右离开，写两个小时。写得兴奋顺畅时，待到半夜两点才回家。回家的路上，我很有获得感，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充实。有时候在办公室过夜，短小狭窄的沙发容不得我随意辗转反侧，也不容我把腿伸直，但睡得也挺踏实。有些夜晚，实在累，一个字也不写，坐在椅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醒了便回家。节假日是大院最安静的时候，我喜欢待在办公室，或写作，或胡思乱想，或在沙发上好好睡一觉。调离省文联时，办公室的皮沙发破了一大块皮，我用一块竹垫掩盖了。在家里，我几乎写不了，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调到高校后，并不要求我坐班，但我几乎每天按时上下班。一天不到办公室，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当然，在办公室也不一定写作，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上，毕竟我承担着不少工作任务。还好，我的工作和写作可以穿插进行，像吃饭和夹菜。
马亿：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让自己面对白色的墙壁，并保持桌面干净，水杯和台灯的位置固定。
肖勤：坐下来了就不想再站起来，算不算习惯？不被逼急了不会完成任务稿，算不算习惯？如果都算，那就是有了。
余耕：最初写作时，更具仪式感，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先去冲澡，然后沏一杯茶，才开始一天的写作。随着年龄渐大，觉得熬夜写作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虽然不坐班工作，还是执行朝九晚五的写作时间。
我酝酿一个小说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甚至长达半年，觉得有可能成为小说素材的东西，我会随手记下来。几个月或半年后，当我打开那个随手记录的文档时，素材也就积攒得差不多了。
我每天只写两千字左右，然后就是出去打球、爬山、跟朋友喝茶聊天。第二天写作的时候，我会把前一天写的东西先读一遍，不舒服的地方做修改。修改完毕，也就把前一天的思路衔接上了。
杨小凡：平时工作繁杂，每天能坚持的只有睡前读书和写日记，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创作，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杯茶、一包烟就可以写了。我晚上不写东西，多是在白天。喜欢晚上读书，夜深人静时，书中的人、事以及自己的记忆会扑面而来。
Q
请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
智啊威：我目前在开封生活，八朝古都，文化底蕴很厚，城市很小，生活节奏很慢，每天写作、读书，处理一点杂事，偶尔去山野间游走一番。我很感激我在这座城市结识的每一个人，他们或多或少曾在不同方面帮助过我。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人的恩惠，才使得我目前能保持一个相对轻松的写作环境，我很珍视我与他们的相遇和友谊。
丁颜：我现在在临潭生活多一点，它是高原上的一座古城，又因为是历史上的边陲重镇，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临潭人历来好历史，在临潭连坐在城门台阶上晒太阳的老爷爷都会讲历史，且是那种某个朝代的某一年、某个朝代的某个人的详史。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也就很难不对历史感兴趣。我喜欢翻阅临潭的各种史料，史料的记载常使我这个对临潭的现实不太了解的人觉得，它不是荒原上堆垒出来的城镇，它是被严重摧毁的旧城，创伤深重，失魂落魄。越惋惜它我就越想了解它。
马亿：我目前是典型的京津双城生活，在北京租房和工作，节假日才能回天津跟家人团聚。与天津相比，我对北京更熟悉一些，但这种熟悉，又是很表层的熟悉，相对于北京整座城市来说，我个人始终保持一种局外人的漂泊心态。
海勒根那：我十八岁出门打工，走过了几座北方城市，最后落脚呼伦贝尔，在海拉尔这个生长野韭菜的小城安家立业。从我住的地方驱车十分钟就是广袤的鄂温克草原，落日总是在那里安静地等我，还有野放的马群、数不清的牛羊，蒙古包簇簇，牧歌悠悠，于是，我的一颗漂泊的心得以安放，血脉里流淌的游牧祖先的基因冥冥中被辽阔无边的风唤醒。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神性和源泉。
余耕：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我会离开故乡，至于去哪里，我没有目的地。果然，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离开了青岛。
三年前回到青岛，我阔别它三十五年了。这里是我的故乡，但我对它很是陌生。我在家乡的海鲜市场上说着地道的崂山话，但是本地的商贩依然能够听出来我是个“外乡人”。离开居所半径三公里，我就必须使用导航才能回家。我喜欢青岛的自然风光和沙子口的海鲜，不大喜欢这里的人文和习俗，如果不是正好赶上饿肚子，我会拒绝青岛的所有酒局，我不喜欢吃喝的时候还要郑重其事站起来讲一些虚伪的片汤话。
今年，我又产生了那个想法，想离开青岛。至于去哪里，我依旧没有目的地。
Q
请向读者推荐几本您心目中的理想小说。
智啊威：詹姆斯·索特《光年》、西蒙·范·布伊《爱，始于冬季》、洛朗·戈代《宗戈国王之死》、理查德·福特《石泉城》。
Q
到目前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丁颜：《烟雾镇》。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时候思路很清晰。我最满意的是我写完它之后的状态，好像心里的什么东西被打开了，清晰的思路又生发出了很多新的思考，盘根错节，我没办法将它们再聚合起来，是新产生的一个新的写作的空间，昭示我继续探索下去。
马亿：非得选一部的话，最满意的是202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游荡者》。所谓的“最满意”，并不是说这篇小说在叙述、结构和情节等层面上做得有多么好，而是这篇小说是我第一次按照自己想象的一种随心所欲的方式完成的这么长篇幅（超过六万字）的小说。写这篇小说是在2019年下半年，当时我急切地想要慢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生活的走向。于是我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在北京郊区独居写作了近一年的时间。我模仿村上春树的生活节奏，每天跑步、做饭、看电影、写小说，在住处附近晃荡。北漂四年，我第一次试着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身处的北京。因为极度放松，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就跟我当时的生活状态一样漫无目的。这篇小说完成后，我自认为有了某种进步，并不是因为字数的扩张，而是伴随着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我对小说的“结构”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海勒根那：如果有，该数《寻找巴根那》，小说虽然只万字篇幅，却是我一个人的心灵史。科尔沁家乡多年沙化，我的哥哥巴根那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后来驱赶着我家十几只瘦骨嶙峋的羊离家出走了。我和堂哥谨遵父母之命一路追寻，沿途屡发诡异蹊跷之事，传闻指向一只瘸腿的黑脸头羊。它不仅拐走了许多人家的羊，还把主人引上了莫名其妙的远行之路。等我和堂哥以及追随的人们翻山越岭，终于在一片豁然开朗的丰美草原上找到丢失的羊群时，才发现那只黑脸白身的头羊正是我的哥哥，“它”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带领浩荡的羊群走向了草原深处……
肖勤：作家最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但从情感而言，我喜欢《丹砂》，那是一个短篇，写“我”看着仡佬族的堂祖公在弥留之际仍然坚持寻求最后的原谅和安宁的故事。小说虽然很短，但有灵魂的东西在里面，我喜欢堂祖公临死前的那句——留了米油在手，不如存了丹砂在心。这也算是给自己的话吧，记住它，而不是等到刻墓志铭时再去总结。
Q
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丁颜：写《有粮之家》的过程最难忘。为了体验饥饿，我将自己饿到发抖、恶心、肋骨两边生痛，最后饿得连楼梯都下不来。这是为了尊重我小说里面的人物，我第一次这样做，创作的过程就是跟他们对话的过程，感同身受，才能聊以慰藉。
朱山坡：我最难忘的是《蛋镇电影院》。二〇一七年秋，我在北京读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办的硕士研究生，上课在北师大，住在十里堡鲁院。没有课的时候，经常在房间里创作。那时候，我领了省里的一个创作任务，写一个地方名人，创作补贴已经花完，但作品还没有开始，压力很大。这是“命题”创作，写的过程一点也不快乐，十分痛苦。花了三个月，咬牙写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一天，我如释重负，在宿舍走廊里大喊三声，宣泄了一下，并告诉自己，从明天起，要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接下来，便创作了《蛋镇电影院》系列小说。这个系列，我早已胸有成竹。我先列了目录，然后一篇一篇往下写，每一篇都井喷而出，写作的过程异常顺畅。我一直想着把这部作品献给去世不久的母亲，因而写得很认真，很庄重，仿佛正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肖勤：《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它刊于《人民文学》，当年意外地发了头条，这是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被套取的反腐小说，但里面更多地描写了人性，而不是生硬地讲律法和规矩。创作期间，身处基层的我们正面临着新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漏洞与不足，中间有法律跟不上改革速度的问题，也有金钱腐蚀导致人心败坏的问题。我觉得需要有一支笔，把黑和白描清楚，将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区分出来。创作那一年，我身边一个朋友的朋友——?一个从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年轻人跳楼自杀了，背后的曲折难以道尽。我写这个中篇，谨以表达自己对所有行走在危险边缘却不忘初心的人的致敬。
和晓梅：《连长的耳朵》给过我一次难忘的创作体验，故事来源于父亲的讲述，虽然后期有很多艺术性的加工，是多个碎片化版本的合体，但始终有一个真实的基础，就是讲述者，我的父亲，是老军人，有些细节是他的亲身经历。比如，紧急情况下防毒面具少了一副，他用塞进土的布袋给自己缝了一个口罩。这些话题在我们家属于禁忌，我母亲会因此愤怒伤心。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承受了一些情感上的压力，我希望我的每一步都追着光。?
Q
在您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海勒根那：应该是《傻瓜吉姆佩尔》里的“傻瓜”，在几千字的篇幅中，他受尽了欺辱和愚弄，却永远睁着一双孩童般的眼睛看待这一切。世人恰恰因他的洁白如纸而显得龌龊、愚蠢。小说的最后，吉姆佩尔放弃了报复，用一颗纯善的心原谅了这个自作聪明的世界。世界也为他低下头来，深深地羞愧了一回。在这个短小的故事里，“傻瓜”吉姆佩尔就像泥潭里的一粒金子，在一片淤黑里闪闪发光，那是单纯人性的光芒，柔弱但不卑微。
Q
请您介绍一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
阿乙：最近在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二次读。它具有巫术般的力量，不是我在一行行地看它，而是那一行行字在抓着我看，使我无法挣脱，以至于精疲力竭。作者用超长篇幅描述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的经历，主要是意识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意识的享受和折磨，折磨是指他只能忍受一个叫博伊兰的倜傥人下午四点钟去他家和他老婆私会。乔伊斯为他的时代做了证。我们通过他的作品进入他的时代。
和晓梅：我正在读亚瑟·叔本华的《孤独通行证》，正如封面所说：“这是一本简单的哲学书。”读来不但不费力，甚而是轻松愉悦的。就小说而言，我们探寻的并不是深奥的道理，而是简单的道理何以面临复杂的局面。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总是尽可能去挖掘更多元的因素、更深邃的内容和最具艺术性的表达，最后却发现总会回归到一个普遍的道理上——这个道理，几千年前那些聪明的人们已经思考过。这本书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孤独的处理。说到底，写作是孤独者的旅程，“那些在热闹中失去的，必将在孤独中重新拥有”，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对独自写作这件事情产生适度的欣慰。
Q
您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阿乙：是可以培养的，甚至急需培养。比如我，仅仅与作家格非交流十几分钟，我对文学的认识就增进了不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作家可以培养。比如一个作者写了很多故事，这时候如果有一个老师严肃地说：“情节是不好的情节，故事是不好的故事。”他很可能减少在这一块的实践（因为他写得越多，越形成不了增量）。写作者、读者、研究者早已不缺一个好故事，新闻已经比小说更刺激。
徐小雅：作家是可以培养的，特别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是急需培养的。青年作家在刚刚接触写作时依靠的可能是自己的直觉，故事、人物如何设置，语言如何使用，这可能都是依靠长期阅读积累的经验而促生的。写作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天赋，但天赋如何维持就是“培养”所要承担的任务。每个人对文学的认知是有限甚至是偏颇的，写作的方式也许是倔犟而固执的，通过一些特定的培养方式，写作者能拓宽自己的视野，或许还会改变自己的认知方式，走出原有的舒适区，并走入新的文学原野。
马亿：作家肯定是可以培养的，写作能力是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凡是不特别笨的人，只要能拿出专业精神来钻研，并付出足够的努力，成为一名世俗意义上的作家并不是很难。但是若想要更加精进，向伟大作家的行列靠拢，试图创作出具有独特美学风格和价值的作品，得借助天赋。
杨小凡：作家肯定是需要培养的。培养是两方面的：一是了解创作的内在规律和要求，作家的指点也十分重要。在我的写作中，就有多次被名家“一句话捅破窗户纸”的体会；二是自我培养，写作者要在读书和写作的过程不断借鉴、反思、否定、提升，自我培养可能更为重要，而且伴随整个写作过程。
Q
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海勒根那：我看重的是文学创造力。当我们向文学的山峦放眼望去，那些引人瞩目的群山之巅，无不是因他们的险峻、巍峨、独特，异军突起。地球强大的创造力隆起了山峰，文学强大的创造力捧出了经典，捧出了那些独一无二、不可埋没替代的经久不衰的作品。
和晓梅：高贵。我说的高贵指的是内在个体的独立与尊贵，包括看世界的方式：公允与理性、全面与客观、慈悲且长远。小说家只有保持好这份高贵，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写作自由”。??米兰·昆德拉评价卡夫卡，说他通过小说的“彻底自主性”，就人类的境遇说出了任何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都无法说出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那些有强大内在个体的作家才是能正确看待世界的作家，他们不会被阶段性的表象迷惑，不会被某种情绪控制，更不会被流量左右。这些作家很值得尊重，毕竟文学是为了照亮前行的路途，而并非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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